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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道口金融论坛:一行三会共论改革与发展新征程

2014-5-11 13:49| 发布者: admin| 查看: 682| 评论: 0

摘要:   中新网5月11日电 5月10号上午九点半,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之全体大会“改革与发展的新征程”隆重召开,大会由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李剑阁主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 ...

  中新网5月11日电 5月10号上午九点半,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之全体大会“改革与发展的新征程”隆重召开,大会由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席院长李剑阁主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兼职教授刘士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王兆星,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姚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理事周延礼分别发表主题演讲。

  首先,主持人李剑阁发表致辞,他指出,中国经济在历经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当前已经进入转型发展阶段,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宣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未来十年全面改革勾画出了思路和方向,并对未来中国金融体制的改革做出了若干重大而具体的部署。在人口、土地等要素红利日渐萎缩的环境下,金融改革有望引领中国经济渡过经济结构的转型期、体制改革的阵痛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打造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金融监管作为一个重要的改革举措,引起社会诸多关注—金融监管改革如何推进,改革将以什么样的先后顺序进行,以及改革过程如何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的关系,是十分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他认为,大家或许可以从一行三会的监管政策那里寻求一些思路。

  接下来,央行副行长刘士余首先发表主题演讲,他就中国目前金融领域一些扭曲的现象和未来中国金融市场 发展和创新的重点两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三期叠加”的阶段性经济特征在金融领域有着非常明显的表现,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比例有所增加,银行核销大量不良资产,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中国长周期、大跨度的顺周期带来的金融效应已经进入一个明显的转折点。而当前的金融市场存在两类扭曲的现象,一是宏观经济中M2/GDP的值,中国的数字明显偏大,从本质上反映了中国的融资结构还是以间接金融为主,而这种融资结构的扭曲最终会体现在高融资成本上;二是金融市场主体行为的扭曲,突出地表现在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的狂热,同时也体现在实体经济在运行中对资金价格信号反应迟钝、办金融热、大型企业的财务公司过于追逐利润等。

  针对以上中国金融业在现有发展阶段存在一些问题和弊端,刘士余给出了五条改革意见。一是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多渠道推进股权融资,3.0版的国九条正式公布,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还是要健全制度安排,同时举政府和市场、国际和国内等多种力量多种资源,在中国打造出几艘航母级的投行。二是金融市场创新发展的重点是债券市场,在当前国际市场变幻不定的情况下,和国内消费特定的阶段性特征,投资可能仍然是关键,加大铁路投资,加大保障房棚户区改造的投资,包括下一步的市政债,债券市场的发展是关键。三是要下决心整顿金融的同业业务和各类的理财业务,否则的话,极易误导社会公众过于追逐短期高利,不追求长期回报,对资本市场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的溢出效应。四是要大力发展资产证券化,同时CDS要跟上,并把CDS要和金融机构的资本消耗统筹考虑。五是支持贷款市场转让市场的发展,利于减少金融信贷机构的资本消耗,也有利于把更多的社会资本引导到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上来。最后,刘士余指出,明确的市场层次和功能明确的市场工具相互组合,非常有利于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从而金融业的资产负债表才能变的稳健,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也能做一些适当的降低,最终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银监会副主席王兆星发表题为“新时期,新挑战,新使命”的演讲,他首先用六个特征描述了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时期,一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治理危机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复苏仍然是国际社会包括中国面临的重要任务;二是财政、货币政策重大调整期,金融危机之后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及央行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将面临着如何退出、何时退出等抉择,对本国乃至全球经济都会产生巨大的联动效应;三是金融监管制度规则重大变革期,金融危机之后国际社会包括各国政府及央行对监管制度、监管标准、监管规则都进行了重大改革,监管的深度和广度都进一步扩展;四是金融结构巨变期,中国目前金融结构新的发展态势,可能会走一条介于混业和分业经营中间的路线,需要监管层重塑金融的监管体系和监管制度;五是金融发展模式重要转型期,金融危机带来的深刻反思之一便是金融必须要回归本源,回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轨道上来,抑制过度的金融投机、金融的自我膨胀;六是金融创新重新调整期,金融创新永无止境,但必须要有度,要在法律法规和有效监管下来进行。

  同时王兆星表示,在新时期下,中国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挑战之一是目前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货币政策的不协调同时并存,各个国家将根据自身情况采取适合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而很难更多地考虑自身对世界经济的外溢效应和影响,从而给世界经济和市场带来一种新的不确定性;

  挑战之二是,正是由于西方国家采取的经济金融政策差异性,以及退出过程中的不协调性,使得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将面临货币贬值、资本外流和金融市场波动的挑战;

  挑战之三是金融风险会进行跨国家、跨地区、跨系统、跨市场的传染;

  挑战之四是金融危机之后监管当局在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健性、安全性和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促进经济的快速复苏之间,面临非常艰难的选择;

  挑战之五是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产生更多的监管规避和监管套利,给金融的稳定和安全带来严重的威胁;

  挑战之六是中国也处在一个自己独特的历史时期,“三期叠加”问题凸显。

  面对这些挑战,王兆星指出,金融监管者应该勇敢承担起新时期所赋予的新使命。

  第一,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健,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在此前提之下,还必须处理好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和支持实体经济的关系;

  第二,处理好支持金融创新与维护金融安全的关系,使金融创新能成为支持实体经济、强化金融服务经济功能的重要支撑;

  第三,处理好放松金融管制与加强金融监管的关系,一方面,必须要继续放松金融管制,尽快解决和减缓金融压抑的状况;另一方面,必须要维护好金融体系的安全;

  第四,处理好发挥市场功能与强化市场纪律的关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关键作用,在此之外要强化市场纪律、市场约束;

  第五,处理好保护存款人金融消费的权益与防范金融道德风险的关系;

  最后,处理好单体风险和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在高度竞争的市场当中,金融机构的退出是必然的,但关键是要防范单体风险诱发系统风险,始终坚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证监会副主席姚刚则就多层次股权市场建设中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俗称“新三板”)发表演讲,他从“新三板”的定位、制度安排和认识角度三个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首先,他认为,“新三板”定位于为创新型、创业型、成长型中小微企业提供服务,满足中小微企业对资金的巨额需求,由于“新三板”的定位和交易制度不同于沪深交易所,因此“新三板”投资者的门槛较高。其次,“新三板”的制度安排体现了国务院要求的简政放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本理念,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最大限度的减少行政审批,证监会基本上豁免了所有的行政许可,而把审核的职能交给了市场本身,另外在并购重组问题上,双方可以自主定价等等;二是挂牌条件,“新三板”没有任何的财务门槛,但是公司需要对财务状况披露两年的情况,同时由有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三是以信息披露为中心,企业必须把信息充分披露给投资者,减少直接融资里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同时实行企业通用信息和特质信息相结合的信息披露制度,更利于专业的机构投资者进行筛选;四是不同的交易方式,“新三板”市场提供了协议交易、做市商制度和集中竞价三种交易方式,更趋灵活。

  最后,姚刚谈了看待“新三板”市场的角度问题。他指出,第一,不宜用交易所的思维来看待“新三板”市场,“新三板”市场价格的爆炒和交易频率较低是和其自身特点相适应的;第二,也不宜仅用“新三板”市场的挂牌公司是否转板上市或者一次融资量多少来判断这个挂牌企业是否成功;第三,要把“新三板”和区域性股权市场加以区分,“新三板”市场是一个全国性的、可公开转让的市场,在区域性市场挂牌的企业如果希望进一步发展壮大,进一步引入全国性的投资者,可以申请在“新三板”来进行挂牌;第四,“新三板”市场采用前端放松管制、事中事后加强监管的方式方法,不管从媒体,从对中介机构的监管措施和处罚,以至于触犯法律的刑事追究制度都是健全的;第五是“新三板”挂牌公司的低标准和投资者的高门槛并不矛盾,正因为有比较高的投资者适当性的安排,所以,才把挂牌的门槛放得比较低,让市场来筛选,而不是通过设置门槛来筛选。

  全体大会的最后,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判断、保险业取得的既得成就以及保险业未来的改革路径三个方面发表演讲。首先,周延礼用“五个并存”对当前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进行了判断—全球化的减速与区域化加速并存,世界经济总体的复苏与地区的国别增长的差异并存,科技创新的整体停滞和局部的突破并存,中国经济调结构转型升级与提质增效并存;传统金融和传统金融市场的竞争与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挑战并存等五个方面。接下来,周延礼用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数字总结了中国保险业取得的一些成就。一是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保险业总资产已近9万亿元,有4家保险公司进入世界500强,一家保险集团入选全球9家系统重要性的保险机构之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新兴保险大国;二是市场体系逐步建立,现在共有保险法人机构171家,专业的保险中介机构2500多家,代理机构20多万家,营销员300多万人;三是改革开放深入推进,国有保险股份制改造深入推进,七家保险企业在境外上市,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保险机构在华设立了55家保险公司;四是服务能力日益提升,2013年保险业支付的各项赔款达到6213亿元,在服务现代经济社会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

  最后,周延礼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四次提及商业保险,这从制度设计上为保险业创造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保险业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机遇,实现改革发展的新路径。第一,运用现代保险机制,服务国家改革战略,服务经济体制、政府职能、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金融体系改革等;第二,保险业要推动市场配置资源,深化保险市场改革,深化公司治理制度、市场机制改革,并继续扩大对内和对外开放;第三,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探索保险监管的改革,包括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监管机制和监管方式的改革,最终推动保险业成为我国风险管理的重要推动者和提供者,社会保障的重要参与者,居民财富的重要管理者,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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